法医：替死者说话的人

(注：鉴于职业的特殊性，某些图片尽量避免）

    我是一名法医，从事法医临床检验鉴定和法医现场勘查工作已经11年了，面对尸体，对常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一件事，可对于我来说，这是一份职业，更是一份责任。
    大部分人听到“法医”这个词，就会想到恐怖的尸体、血腥的作案现场……，都会有一种惊叹的感觉，不管这种惊叹是敬畏还是鄙夷，我都快乐真实地生活着，我想说的是，我从不曾后悔自己的选择。
    对于我的工作，很多人都很好奇，总是问我“怕不怕”。其实我是经过多年的专业训练的，把精力投入到这一职业科学技术的本身，和别的工作并没有根本上的不同，都是工作职责所在。作为法医我肯定能把工作和生活清楚地分开。
     不可否认，我每天面对的工作的确比较特殊。一旦发生命案，我必须到案发现场检验尸体，从中寻找蛛丝马迹，判断死亡原因和时间。从案件的一个个细节中慢慢抽丝剥茧梳理出事实的真相，为案件侦破指明方向。在我的眼里，每一寸腐烂的尸体、每一道血肉模糊的伤痕，都是打开死亡之谜的钥匙。
    能走上法医这一行业，其实在我小时候就已经萌生了这一想法，也比许多同龄人更早地开始了自己人生的职业规划。
    我出生于一个警察世家，父亲是一名人民警察。小时候最爱听父亲讲警察破案的故事，紧张悬疑的案情一次次拨动着我的心弦。后来大一点，高中的时候，我对于侦查、破案题材的小说相当感兴趣。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立志要当一名法医，那年我16岁。
    高考时我只选择了填报一个专业，那就是法医专业。当时我母亲非常反对我的决定，母亲原本希望我当医生救死护伤，只是我选择了给死人“看病”。不过我最终还是说服了母亲。
    1997年我考上了中山医科大学法医系，开始了我憧憬已久的大学生活。
    我们法医专业课的老师都非常不错，尤其是给我们上解剖课的老师，他是一个身材矮小但是非常结实的湖南男人，姓朱，一般大家叫他朱老师，但他又是我们的班主任我们的头儿，所以大家偶尔叫他“朱头”（谐音“猪头”），他也不生气。他喜欢用各种手势绘声绘色地讲解，非常精彩，所以他的课总是坐得满满的。
    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第一次上解剖课时，留在大脑里的恐怖印象。
    第一次上解剖课时，我心里既期待又紧张，心情特别激动。尸体是一个中年妇女，尸体散发的一股腐臭味迎面扑来，那一幕让我不敢目睹，突然感觉胃部翻腾，其实有几个同学实在忍受不来，跑到外面吐了起来。
    朱老师早就料到我们的反应 “做法医，面对这些都是必须的，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呢……”我顿时稳定住了自己的情绪开始认真听课。
    朱老师首先讲的是她身上的尸斑，尸斑分布在了脸部、颈部、胸腹部。在死者右侧脸部的尸斑中，竟然有一小块是惨白的，上面还有一些隐暗花纹。朱老师说这是因为死者这一侧脸压在地板上，这个部位因受压而不能形成尸斑，并且留下了地板的花纹。朱老师说，这种痕迹非常有法医物证价值，如果是凶杀案出现这种痕迹，不仅能据此判断凶杀现场环境，如果能找到花纹与之吻合的那块地板，就能确定案发的第一现场，从而确定犯罪嫌疑人。每次上朱老师的解剖课都能让我受益匪浅。
    四年的大学生活很快就结束了，2001年我从中山医科大学毕业，怀着对公安事业的憧憬和对法医事业的向往，24岁的我被分配到中山市公安局刑警队实习，在那里我第一次与尸检工作零距离接触。

     当我面对处在阴暗僻静的案发现场以及腐败的尸体、肮脏的物品时，才真正体会到了自己职业的内涵和其中所不为人知的艰辛。

    那是2001年9月，一名青年女子被人杀害后抛尸下水道，被人发现后报案。在线人的带领下，我和同事寻找尸体时，隔着10米远就能闻到令人窒息的尸臭。那是一具高度腐败的尸体，现场的气味，我想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会觉得难以忍受，我本能地往后退。但一想到自己最初的梦想和受害人家属悲痛的心情时，顿时稳住了自己的情绪，开始了工作。
    打捞尸体时，我们带着防毒面具，钻进仅能容一人的下水道里，用手向外拖已经高度腐败的尸体。然而，由于防毒面具有效时间很短，所以我们必须每隔10分钟左右上来换一次面罩。这是因为尸体腐败时会散发出硫化氢气体，这种气体在密封空间内，能够瞬间致人死亡。经过一个小时的努力终于将尸体捞出下水道。

    实习的那段时间，我也曾非常害怕，那时的精神压力很大，因为接触的都是恶心恐怖的凶案现场和尸体，感觉自己都精神分裂了，晚上经常做恶梦，洗手更是不计其数。
    但是随着工作的深入，我已经没有了之前的不适。因为我对法医工作有了除害怕、恐怖、恶心等等这些表象之外的内在深层次的思考和了解。因为当我记录案件侦破过程的时候，同样也记录着我的嫉恶如仇。我希望能以自己的微薄之力维护每一个亡灵的尊严，还案件于真相，替受害者沉冤昭雪，还死者于公道。
    去年六一儿童节那天，原本调休的我，临时接到局里的紧急任务，一名五岁的女孩在家中被杀害，被人发现后送往重症监护病房，现在正在等待法医的尸检。
    身边的女儿在一边催促：“爸爸，我们什么时候去动物园看河马呀？”女儿很喜欢河马，我专门调休了一天，本来答应她六一儿童节去动物园看河马的。看着女儿天真的脸，再想想那个被害的小女孩，也是5岁和我女儿一样大。尽管小女孩和我素不相识，但我有一种作为父亲的悲痛。
    我只能对女儿爽约了，然后和几名同事一起赶往医院，在儿童重症监护病房里我见到了让我惊呆了的一幕，小女孩平躺着，她身上盖着白色床单，当我轻轻揭开白床单的时候，我看到了一个全身都是血的幼小身躯。可怜的小身躯，穿着小碎花裙子，头上被厚厚的纱布包裹着，裙子上殷红的血迹深深地刺痛了我，我不敢看她的脸，因为我想起了我的女儿。
    我痛骂了一句“枪毙一万次也不够”，竟然对一个小孩痛下毒手。稳定自己的情绪后，我开始了工作。我轻轻地翻开头部纱布，面目全非的面部再一次深深地刺痛了我。
    我的职业告诉我必须冷静、仔细。我能够做的就是协助警方找到凶手。离开医院后我来到案发现场勘查，再根据女孩头部损伤推断，作案嫌疑人应该是在床上趁死者熟睡或者不备的情况下，用锤类工具打击致死，且工具现场就地取材的可能性较大。再根据女孩母亲的陈诉，熟人作案的可能性极大，而且这个人对于母女的情况非常清楚，最后确定疑犯应该是小女孩母亲认识的一个男人。
    最后破案了，我们当时推测的情况得到了证实，凶手是小女孩母亲以前的男朋友，女孩母亲和前夫离婚后，凶手总是缠着这位母亲，遭到拒绝后，就对她的女儿痛下杀手。
    案犯虽已落网，但是我的心情却久久不能平静，小女孩被害的模样始终在我脑海盘旋。作为一个父亲我能够感受小女孩母亲悲痛欲绝的心情。作为一名法医，我的责任是找出凶手，以告慰亡灵、宽慰生者。
    做法医“很苦也很快乐”，苦的是工作量大，加班加点那是家常便饭，只要有任务不管在哪都要第一时间赶到现场。快乐的正是这个职业，可以惩恶扬善，除暴安良，“法医就是替死者说话的人”，不能让遇害人死不瞑目。
 

    如今我在法医这个岗位上已经工作了11年，参加市里大多数重、特大杀人案件、各类事故的尸体检验鉴定及伤害案件的活体损伤检验鉴定工作。参与检验各类尸体1500余例，解剖检验尸体900余例，出具检验鉴定报告书5000余份，无一差错。
    法医鉴定是关系当事人有罪、无罪、罪轻和罪重的重大问题。因此它要求法医工作者不但要有丰富的业务知识，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，还要有一颗公正、公平的心。这一点我始终牢记在心，曾经有很多人给我送礼或者托人情都被我拒绝了。因为我认为只有做到了公正无私，才能将法医工作干好，否则就不可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医。
    法医这个职业让我有一种成就感，一种维护人间正义的成就感，唯一让我感觉遗憾的就是还是有很多人不理解我的工作。有人说：“天天跟死人打交道多晦气啊！”有的人不愿意和我握手，因为我的手总是摸死人。对这个问题，我一点儿都不在意，我非常能理解别人，也很自觉，所以我很少主动与人握手。